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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食图腾

作者: 刘云芳2019/12/17美文欣赏

1

一进山,时间好像就面粉一样,松散下来。清早,人往往是被阳光拽起来的,接着洒扫院子,清理落叶和鸟的爪印。劈柴、生火。炊烟也是懒的,似乎比太阳爬上天空的速度还慢,接着才做早饭。

父亲在灶台上和面,我问他,要做什么饭?父亲反问,你想吃啥?不等我回答,他就说吃面啊。是往小米粥里煮面,还是汤面或者干面,让我选。

我笑着对父亲说,一天三顿做面,这瓦盆都快磨出包浆来了。听我这么说,父亲就叹气,他说我的胃已经跟外乡人没什么两样了。在我说弄点简单饭食的时候,母亲疑惑地盯着我看,说,这还不简单?又没让你包饺子!我确定我的胃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了叛徒。整天琢磨着如何在吃上走走捷径。可乡村连个小卖部都没有,那些油盐酱醋的必须品都要在山下的镇上买,开三轮车来回就得两个小时。

有一次,我归乡前特地买了口电饭锅,又从山下买了袋5公斤的大米回来,中午,我炒了两个菜。那天,爷爷也在。我把米饭端上来,眼看爷爷不一会儿就把米饭扫荡一空,急忙站起来说,我给您再盛一碗。没想到,爷爷当即就拒绝了,说,不吃大米了。我安静坐下来,他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过了好半天,终于忍不住问,饭还没做好?我说,我们这不是吃饭呢吗?爷爷环视着桌子,眼睛扫过他刚吃过米饭的空碗,问我,饭呢?接着,父亲站起身去堂屋取了两个馒头,又拿了一碟子剩咸菜过来,我才恍然大悟:在爷爷眼里,大米不能算作饭!我为这事笑得肚子疼,母亲却说,我们这肚子吃面吃习惯了,一顿不吃,感觉就像没吃饭似的,肚子都不答应。

父亲之前跟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,别的东西买就罢了,连面条和馒头都买,这是他不能忍的。在他心里,每天做手擀面,发面蒸馒头那才是过日子的样子。他有腿疾住院的那些天,吃得最舒服的饭不是我从饭店里特意为他定的菜,而是姑姑从他们出租屋里给他擀的面条。一把面煮在稀溜溜的小米粥里,配上一碗土豆丝,在我父亲那里就是人间美味了。只要有面条,哪怕配一截大葱也算得上好饭。

我奶奶最后那两年的时光都是在炕上度过的。母亲虽然之前对奶奶颇有微词,但还是一天三顿换着样儿给她做饭。蛋炒面、汤面、刀削面、猫耳朵、疙瘩汤……奶奶因此对这个儿媳格外感恩。在弥留之际,看见哪个人都唤母亲的名字。嘴里说着,只有母亲愿意给她擀面吃。

在故乡,吃面食不只是一种习惯,面食还是一种图腾,它描画着故乡人的情感和精神信仰。无论是小儿出生,还是老人归去,无论是庆丰收,还是新年串亲戚,都有不同的花样馒头融入其中。而面粉和水就像是男人和女人,它们在一起揉啊揉,你进我退,相互依附,最终形成一个面团,从这团面里,可以剥离出无数的东西来。

我本以为,在外地二十年,我的胃已经改变,饮食方面没有明显的趋向,格外包容。但等我怀孕之后,忽然发现,胃部对面食的记忆早已经生下根来,那些面食一次次在舌尖复原着它们的味道,就连做梦,脑神经也不断编织那些做面食、吃面食的情景。原来,面食才是我与故乡之间那根隐藏多年的脐带,它偷偷潜伏在我的味蕾上,一直都在。

2

我们那里的春节要过到正月二十才结束。前一年冬天,家里的男人会去山里砍下一棵不太粗的松树回来,在院子里挖个浅坑,将树栽进去。有点像西方常见的圣诞树。这风俗是何时兴起的,已无从查起。松树前通常是要敬土地神的。从腊月二十八做了花样馒头时,就要做点枣花供在神前。我们管这种敬神的馒头叫枣花,它们是条弯弯曲长短不一的面组成的,由上至下,呈梯形。所有枣花里,要数灶王爷前的枣花个大最大,也最讲究。上边不仅盘着长龙,还有充满寓意的松花、玉兔做装饰。灶王爷前供的枣花,要插一只面做的鸡,通常在做炸年糕、炸麻花的最后,会让这只小面鸡下油锅,游个泳。再用一截细棍,一头插在小面鸡的底部,一头插在枣花的顶端,而且鸡头的朝向也是有讲究的,必须面对着主人家的炕,预示着金鸡报晓。

按照传统,这些面食要在神前一直供到正月二十。

有几年,母亲总是犹豫,到底是早早把枣花撤掉,吃进肚子,还是让它们接二十多天的尘土,完全被神享用。这些年,她感觉自己岁数大了,对许多事情无能为力,在供奉这些事情上一点也不马虎。

白面和成糊,倒在平底锅上摊成饼,把炒好的土豆、粉条、豆腐、萝卜等蔬菜包进面饼。我母亲做这种叫“卷卷”的东西时,总是在天黑之后,她神情严肃。像是在给谁包一封厚重的信。

跟所有的吃食一样,第一个成型的卷卷是用来供神的。等全部做好之后,母亲里里外外供一圈,才拿给我们吃。随后,那在神前供了二十多天的枣花完成了它们的神圣使命,被请下来。总有一张卷卷皮,什么也不包,它像被子一样,把所有卷卷盖上。母亲命我端好盘子,像侍女般跟随在她身后,看她轻轻拿起最上边的卷卷皮,一点点撕下来,然后,将它们一点点扔向各个面缸的夹缝,扔向牛圈,扔向鸡窝,扔向天空,不过很快,那块面就掉到了地上。母亲嘴里念念有词,说着一些押韵的句子。我每次都想问问她说的什么,可她的声音太小,小到只方便神听见。最后,母亲命我把盘子放在松树前的供桌上。在一串鞭炮声里,将松树放倒,扔进柴堆,新年才宣告结束。

但奶奶家的仪式不仅是这些。奶奶在放倒的松树下抱一堆麦草,用火点着。在火刚燃起的时候,这个瘦弱的老太太竟然一跃而起,跨过了火堆。她说,跳一跳,把过去一年的晦气都烧掉,接着鼓励我们也跳。我们一开始是惧怕的,但看奶奶再次示范,便也大着胆子飞快地跳过去,只听见松针劈里啪啦响。接下来,我们便一遍遍跳啊,乐啊。

邻居李婶隔着院墙看,她说,你看娃们多高兴!我奶奶说,过年哩么,就得图个喜庆。奶奶最后邀请她,你也来跳一跳。好几次之后,李婶果真来了。这个丈夫病重,拉扯着两个孩子的女人,从那熊熊火焰上跳过去,像一只浴火的蛾子。她跳过去的时候,笑得那么开心,好像真有什么东西被火驱走了似的。奶奶拿出一个卷卷来,让李婶尝。她却一个劲儿摆手。

松树还未烧尽,奶奶就让我们随着一群大孩子偷卷卷去。在我们这里,偷卷卷是要去偷一份福气。但这福气跟卷卷主人家的姓氏有关。付同“福”,姓付人家的卷卷是最抢手的。姓岳的人家,人们都绕着走,因为按老家的读法,岳与“药”同音。谁也不想偷点药来。其他的刘、李、苏、张这些姓氏就无所谓了。人们看着谁家过得如意幸福就会偷谁家的。偷的人有大人有孩子,守的人要似守非守,像是一场游戏。但有些老人是会当真的。有些年头,因为偷卷卷这件事翻脸的事儿也时有发生。

奶奶往往会提醒我们,跟着玩就是了,别磕着,别让狗咬了。孩子们才不管谁家不谁家的呢,为的是好玩有趣,只要不偷岳家的就不会被家里骂。往往两个人去跟主人说话打马虎眼,另一个端着盘子就走了,其他的孩子在后边追,活像老母鸡带着小鸡抢食儿吃。孩子在前头跑,主人就在后边喊,把盘子给我留下!

我奶奶每年都会做很多卷卷,敬在神那里,她深信,自己家里的福是偷不走的。但李婶不这么想。李婶希望有一种神药能把她从生活里解救出来。她事后跟奶奶说,别人都不偷姓“岳”的,怕吃药。可我多希望有一种神药,能让孩子爸吃了快点好起来。

那晚,奶奶破天慌去了岳奶奶家,一直跟她聊天,又说她新缝的布袋好看,想上屋里瞅一瞅。等奶奶被岳奶奶送出来的时候,盘子上的卷卷就少了两个。

岳奶奶笑着说,真稀奇了,我们多少辈也没被人偷过,都绕着我们走呢。奶奶说,人活一辈子,谁能绕过药呢。

不知是不是卷卷的神性发挥了作用,李叔果真有所好转,他在春天的尾声里竟然能站起来走路,还时不时走到两家隔着的墙边看我们在院子里追逐。后来,他可以挪步到院子外边别人家的房顶上,跟院子里打纸牌的老人们扯闲篇。可谁也想不到,聊着聊着,一个巨大的肉体竟然从房顶砸了下去,等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,李叔已经躺在一片鲜红的血液里。李婶绝望过之后,拉址两个儿子长大,给公公婆婆养了老,送了终。在整座山里,她的美德被传颂着。

许多年里,她都不过正月二十,也不做卷卷。她对我奶奶说,免得不懂事的孩子把我的晦气偷了去。

有一年,我小姨嫁到了付家。晚上,我去小姨家拿了卷卷回来吃。我奶奶看见了,硬是用糖跟我换。然后她把我咬过的地方一刀切掉。剩下的那块,隔墙送给了李婶。我至今记得,李婶接过去之后,在墙那边大声喊着他两个孩子的名字的声音。

如今,我们那座山有了国家级公益林的美名,山里的一草一木都不得乱砍伐。因而,过年时就没有人再往院子里栽松树了。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,等不到正月二十就走了。后来,在城市里,我吃过类似的卷饼,虽然形状相近,但那味道却与老家人做得大不相同。

正月二十这一天,我给母亲打了电话,他们正在吃卷卷。听说,偷卷卷这样的事儿再也没有了,大家只把自家的祈愿悄悄裹进那一张面饼里,燃香供了所有的神仙之后,再将这带着美好愿望的食物慢慢咀嚼着,吃进自己肚子里。

3

小时候,大人们从不说“中元节”这三个字,他们只说“7月15”,好像在故意淡化它作为节日的意义,让它显得稀松平常,隐藏在其他的日子里。后来,知道中元节其实是鬼节,是为了祭奠逝去的亲人的时候,我才恍然大悟,奶奶脸上为何会泛起惆怅,才明白她为何一遍遍念叨那些遥远的人和事。而母亲带领我们过的中元节,却往往具有另一种色彩。它是丰盛的,是喜庆的。

我姥姥家住在对面那座山里,每次去姥姥家,都要过一条河,河里布满大大小小的光滑的鹅卵石。母亲总会弯下腰去,捡拾石子。那些石子有食指肚大小,被河水打磨得滚圆。我们也跟在后边拣。并且知道母亲拣这些石子是为了烙制石头饼,一种中元节祭祀的食物。

烙制石头饼,是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事情。先发好面,再往里边放上鸡蛋、核桃仁,有时候母亲也会随手摘来一把花椒叶,在清水里冲洗干净,剁碎了扔进去,这些细碎的绿色被镶进面里,代替了花椒粉。

接着是揉面,擀面,要把它擀薄,擀圆。我很小的时候,就参与这种劳动。揉面总有一种游戏的感觉。我常常将它揉成其他的形状,在我眼里,它不过是可以食用的白泥巴。母亲看我做的东西会点头,也会赞赏。奶奶就不同了,她总能把我源源不断的创意截住,说,不许这样,不许那样!在她眼里,食物是带有神性的,不可亵渎。她总免不了训斥我一顿,而训斥也像一把钥匙把她记忆的大门打开。她开始回忆那些饥饿的岁月,种种景象像刻在她脑海里一般,那番言语旨在让我们明白食物的可贵。她甚至告诉我,为什么要用食物祭奠,是为了让死去的亲人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富足,终于不用饿肚子。在孩子们眼里,这一切是有趣的,但年轻的女人不住地交谈着,她们交换着彼此少女时代的记忆,与奶奶或者母亲一起做石头饼的情景。那些像奶奶一样的年长者多是沉默的,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去了另一个地方,成为被祭奠的人。我那时不懂那种沉默,只见女人们用力擀着面,再用顶针印上圆圆的花形,这些虚虚实实的圆在面粉上交叠着,碰撞着,描绘着流淌在人们心里的某种古老的图腾。

烙饼的容器是一个大平底锅,需要放上一大包事先洗好、晾好的石子,加热,然后再铲出一部分。便看见面饼一个个平铺在锅上,再将铲出来的石子盖到饼上边。石子在山下的河里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冲刷碰撞,才如此圆润,将软软的面铺上去,软软的面饼躺在两层石子之间烙制。因为祭祀的对象,使这个过程充满意味。直到我三十岁之后,才理解那之中的微秒感受。我奶奶自幼失去双亲,被叔婶养育成人,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,却不得在这小山村里扎根,她会编筐、会织布,乡间男人女人会的东西她无一不能,但这也未能让她的生活有所改观。奶奶一生坎坷,受着命运的烙制、排挤,像这面一样,以柔软之躯抵抗着尘世间的石子与煎熬。而此刻,家里与她有关的东西大多消失,她的样子化成了一张照片,让我把石头饼端到她面前之后,心里涌出无尽的话语。

饼出锅后,需要敬神,天地、土地、灶神、太上老君等等,敬完神,就敬亲人。亲人们在照片里,在看不见的地方,收纳着我们思念他们的气息。我开始明白人们在回忆与言说中的那片刻沉默,那是亲人们之间情感互通的留白。

现在,石头饼不再是中元节的标志。平时,在超市里、市场上也能见到石头饼,它们的大小均匀精巧,上边大大小小的石头坑也异常整齐,甚至回乡时,很多人家的石头也不再是去河里拣来的。山下的集上就能买到大小一致的用粘土烧制好的“石头”。我想起当年那些母亲拣来的石头,它们不知为何就越来越少,每次做石头饼都会在铲来铲去之时丢掉几颗。因而母亲拣石子的身影就像复制、粘贴般出现在每一年的春夏时节。母亲不会特意去完成这件事,在乡村,没有人会特意思念一个人。“惦念”“想”这样的词汇从不出现在我们的语系里。承载我们情感的东西和事件都是那样具体,以致于我十几岁时出门之后,看到久别的同学与朋友说出“我想你”的时候,脸都烫得要命。

那是二舅去世后的第二年,母亲路过那条河时,竟然催促我们快走,好像要躲避什么似的。石头们形状各异在河里沉默着,我看到山崖上的柏树倒立,像一个想看透人心的偷窥者,但中元节是要过的,石头饼也是要做的。母亲沉默着,引领满锅的石头在白嫩的面饼上烙出凹凸不平的坑,那一刻,母亲也像一块面饼,在沉默中被什么烤着、烙着。到了鬼节,她从日历上早早撕下这一天,一边撕一边说自己的梦,她梦到二舅了。我的盲人二舅在一丛麦苗里点着灯。然后她在手里的面饼上数着大坑小坑,希望能从中破解出什么寓言来。

母亲那些写在脸上的遗憾与哀伤,像河里的石子一样逐渐被磨得滚圆,圆得让原本有哀思、追悼意味的鬼节像其他的节日一样,在我们心上骨碌碌就滚过去了。成年后,我才明白大人们的追忆,明白母亲给石头饼翻个儿的时候也是在给心上的思念翻页。我想起小时候一群孩子互相讲鬼故事,把对方吓得半死。我一遍遍问母亲,一缕青烟背后的照片上那个人是否真的能吃到眼前的石头饼。母亲说,谁知道呢。

后来,我看到奶奶的遗像挂在墙上。那照片是我照的,它成了时光的开关,将我对奶奶的全部记忆挡在它背后。我记得那个下午的阳光怎样安闲地坐在她的头发和肩头,她双眼模糊地看着我的方向,不知道把目光定格在什么地方。

在我三十有余的年纪,我将自己亲手制作的石头饼供到奶奶前眼的时候,心里许多沉默的东西涌动起来。我想,这样的情形,我奶奶、我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可能都遭遇过。而且在清洗石头的时候,我将自己逝去的亲人挨个想了一遍。石头一个个从布袋跳到盆子里,哗哗作响。

我把铁铲将石子铲来铲去,并让面饼一个个翻身,炉火将我的脸烤得通红。有人说,石头饼最初是远古时期的人们因为无意中将面食放在石头上,最终烙熟,渐渐形成了一种被人们喜爱的吃食。无论真相是怎样的,但选择它作为中元节的祭食,一定有别的原因。这究竟是一场石头的炼狱,还是一场面饼的炼狱,不得而知。这究竟是在祭奠鬼,还是祭奠我们内心的往事,也说不分明。

我在案板上揉着面,我的孩子在一旁玩耍那些滚圆的石头,我将一切有关中元节的欢喜的记忆告诉他,并看着他将石头饼一点点嚼碎,咽下。他欢快地扭动身子说,妈妈,我喜欢石头饼,我喜欢过中元节,那样子跟我们小时候没什么两样。我没有告诉他我写过一首有关“中元节”的诗,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:“中元节没有鬼,街上都是行走的墓碑。”